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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房产 文|周翔宇
1月15日，太原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对太原市政府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决定，李晓波同志任太原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太原市市长候选人;免去耿彦波同志的太原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不再担任太原市市长职务。
耿彦波很平静，表示完全拥护省委决定，他说，今后无论身在哪里，都将始终心系太原、关注太原、支持太原、祝福太原。
由此，年满60岁，5年大同市长、6年太原市长的耿彦波正式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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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yor》
2016年11月21日，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组委会将最佳纪录片奖授予大陆导演周浩导演的纪录片《大同》。
影片中，曾在新华社、《南方周末》任职摄影记者的导演周浩试图将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大同市原市长、太原市原市长耿彦波，通过第三者的视角展现其在大同主政期间，对这座以煤矿为主导产业城市的大力改革。
84分钟的影片没有任何配乐、旁白。
在任期间拍摄全球展映纪录片的中国市长，不能说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
2008年2月，在太原做副市长的耿彦波被突然宣布调任大同市长。上任伊始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他下达了一条颇富争议的“停建令”—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所有在建项目，必须无条件停止施工。
这条停建令给当地官场留下了耿彦波其人“霸道”的印象。耿长期负责城建工作，擅于挖掘历史遗存，此前在灵石、榆次和太原任职，他先后留下了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两个经典开发案例。面对大同因长年疏于保护而残败的老城，他想拾起这座北魏古都的文化内核，至少也要“回到明朝”，重塑大同的城市形象，用前两年很火的词，叫做“修旧如旧”。
5年间，耿彦波以复兴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大兴土木。5年后，撂下了大同的一堆未完成工程，以及媒体赋予的“拆迁市长”标签和成为国内知名度甚高的“争议官员”之后，耿被调回太原，随后出任太原市市长。
硬汉作风加之在城建领域的大刀阔斧，往往招致两个极端评价。
反对者们有理有据，也是对这位“拆迁市长”最直接的疑问：
在一个急需制度化的力量去从根本上保护合法利益的时代，一位依靠人格魅力、特事特办的市长是否会成为隐形的“绊脚石”。
纪录片中，有人私下埋怨，
“把大同城墙都围起来了，就有文化底蕴了？它就有旅游价值了？你说秦始皇现在老百姓说他好呢，还是说他不好呢？说他是暴君，对不对？历史上是这样认定的。我就想起来那时候的那一代人，多可怜呢！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太痛苦了！现在修我们这个城墙我就想起来秦始皇修长城了……”
于是，耿建波有了“耿拆拆”的外号。
大凡在中国出名后被冠以“姓氏+标志事件”的，都不是什么太光鲜亮丽的人物，例如“范跑跑”，官员更是如此，在此前落马的“季挖挖”“仇拆拆”身上，曾经显现。
而颂扬者不乏经历过耿彦波主政期间造城运动者，他们曾因耿市长一纸命令失去久居的房屋，却又因为各种原因转而成为这位市长最为忠实的“耿粉”，他们坚信，一切痛苦和磨难都是暂时的，大同的明天会以更好的姿态向他们招手，一如乌托邦里描绘的那样。
乌托邦有一种很中式的翻译：大同的世界，世界的大同。
争议下，耿彦波在影片《大同》中被推向高点。
客观地展现争议性，这是《大同》这部纪录片最大价值所在，尽管西方电影节奖励了纪录片的制作，甚至导演为了尽量让一群并不理解中国的观影群体理解，起了一个《Chinese Mayor》这样标签化更浓，更易懂的英文片名。
但西方观众似乎并未因此片改变对中国官吏的“偏见”，甚至更增添了某种疑虑与不满。倒是在中国观众中，这个纪录片激起了一片热烈的颂扬之声。
或许影片之名《大同》正想从争议性中将人物进一步升华。正如制片人赵琦谈到他拍摄此片并到海外展映的目的时说：“尽管目前中国查办很多贪官，但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
赵琦心目中，耿彦波的造城“功绩”难以评说，但是他算得上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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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号”
当高点足够高，就成为了神坛。
山西历史上，同样有几人被推到了高点：狄仁杰、于成龙、胡富国、耿彦波。除了狄仁杰，其他三位的走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当周浩的纪录片《大同》在中国台湾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时候，山西的老百姓并没有合规的渠道能看到这部纪录片。网络流传的视频资源与热议，将耿彦波捧上了高点。
而真正将耿彦波推上“神坛”的，是2013年的“文化符号”。
5年前的3月，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省文化产业中心协办，论证筹划大半年时间的“山西十大文化符号”评选活动终于上线。
活动总策划武敬东想做出点不同的东西，“在人物类的候选人中，有古人，也有现代人。只要理由成立，符合评审标准，都会列为候选人。”
据说，是在接到多个匿名网友推荐之后，彼时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被放在榜单之上。
他的简介写道：一位做官与做文化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两栖式官员”，主政大同期间，使大同跻身“中国大古都”之列；现主政太原，也提出“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的宏观建设思路，更有代表作《大同赋》。
大刘的《三体》中有一句话：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当然，还有一句更广为人知的：给历史以生命，而非给生命以历史。所以官方解释是，耿的历史地位是人民赋予的——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100天后，武敬东看到耿彦波排名稳居总榜第一，票数为154万多票，排名第二的晋祠只有46万多票。
排在“人物”版块前三名的，依次为：耿彦波， 1540506票；傅山，246794票；法显，20637票。
而身为山西汾阳人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贾樟柯只有159票，出生在山西阳泉的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只有106票。
武敬东知道，暴风骤雨的质疑声即将到来。
6月24日，山西省十大文化符号评选活动的官方网站一度无法访问。
7月4日，人民日报社政文部副主任袁新文针对这次评选，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人们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熟视无睹的文化符号似乎并不在意，不仅缺乏起码的敬重，而且毫无顾忌地贬损糟蹋，令人扼腕叹息。
武敬东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质疑，他说他经常能接到群众咨询投票的电话，有的人会连续几天投票给耿彦波。武敬东个人认为，老百姓如果认为官员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事情，都会持肯定态度。
这一回应，与赵琦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是不是做事儿，成了老百姓对官员“黑白”与否的度量衡，尤其在无法探知更多私人生活的背景下。
而耿彦波所做的多少令一些本地人产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耿彦波本人则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
他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亲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劳任怨工作不顾家，以致妻子到会场吵闹；他亲自处理下层官僚导致的种种问题······
耿彦波一次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
他的理想就是从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稀缺资源中找到了大同城市的文化坐标，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的宏大工程，试图找到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大同模式”，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梁思成、陈占祥先生在五十年代关于北京古都的“梁陈方案”。
市长梦想将大同市从不景气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建设成“旅游天堂”，以文化资本获得商业经济收入。
上任大同不久他便大胆宣布了一项计划：在有着1600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将古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都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耿彦波的理想在履新大同不久后便在其所作的《大同赋》中体现。“传统与现代齐飞，人文共生态一体。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洋洋洒洒近500字诗词从许家窑遗址一直叙述到“一轴双城，无限风光”的现代化构想。
2012年6月3日，大同大学师生特地创作的《大同赋》主题书法作品展在大同大学美术馆揭幕，市长耿彦波出席并亲自为展览开幕剪彩。
有人曾批评这是政治作秀，因为“城改带来的大量新增存量流入市场，而人口的城镇化相对于土地城镇化较为落后，需求难以满足供给。”
严重时如2011年，据《中国经营报》当时报道，
当年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积872.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8倍，但当年其商品房销售面积仅为90.2万平方米。
即便从大同回归太原，“耿拆拆”的标签一直跟随着他。
不过，在太原的城建中，耿彦波在举债方面有所控制。
2013年，太原市开工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31项，共筹措资金184亿元。
其中，财政资金54亿元，省级支持资金20亿元，融资110亿元，而太原2013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为270亿元。
2013年11月，耿彦波亲自向全国45家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推介了晋阳湖片区1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并提出要在3年内再造一个升级版的晋源新城；2014年正月初八，太原市49条道路同时开工······
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
耿彦波谈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再一个体会是做官还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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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耿彦波肯定知道更重要的是没说出的那句话：办多大事还取决于“上面”给予多大认可。
耿彦波上任之初，向山西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耿在大同始终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
纪录片拍摄记者曾劝说耿：“你为什么不能怀柔一点呢？”耿反问：“我在大同还能待多长时间呢？”“大同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这次冲不上去，历史不会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
今天看来，耿的话是有道理的。仅仅几年后，山西就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无数官员锒铛入狱，甚至包括一位耿的搭档。
大同的现实也证明了耿的预言，2013年春节，耿突然被调离大同，担任太原市长。继任的市长没有耿一般的热情，无数尚未完工的工程不可避免地成了烂尾工程，成了此后大同上下最头痛的问题。
近15年来，耿彦波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而“耿彦波所有关于大同的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周期来做的，如果他中途离开了，谁能接得了他的班？接班者认不认同他的思路？”
在城区区长祁雪峰看来，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场赌博，“但大同需要这样的赌博，不干也是死，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
1000公里外，同一时期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上任伊始，武汉加大了城市建设力度，8条地铁线同时施工。2013年，武汉市在建工地超过一万个。因此，阮成发被起了一个“满城挖”的外号。
阮成发是幸运的的，曾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参加2013年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笑称，“阮成发，‘满城挖’，这个我知道”，俞正声表示，“你们的思路是对的，办大事情就要下大决心。大建设时期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不便，但建成之后会带来更好的服务与方便。”
耿彦波走后，留给大同这座城市的是一系列创纪录的数字：耿彦波出任市长后，大同的城建资金一举飙升至每年100多亿元。2008年到2012年，大同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除去社会资金，政府投入大约六七百亿元。
五年1000亿元，相当于在1825天里，不论寒暑，每天都有5500万元资金投入这座三线城市的建设之中。而在2008年之前，大同城建经费仅为每年3000万元。
冰冷的数字被群众的热情淹没，淹没在人们的歌唱声、锣鼓声中。
纪录片《大同》里，参加完欢送会的耿彦波坐上汽车。在车里，耿彦波泪流一脸，过往的辛酸、无奈、不舍、困苦只有他知道。“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骂我我沉得住气。”
2019年1月15日，60岁的耿彦波退休。这一次，人们再次关注着这位花甲老汉离别的消息，想象着重复大同一幕来临的一天。许多人都说，要像在大同一样去送老耿一程，就像当年送81岁的胡富国一样。
当年胡富国离开山西，十里长街送别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再次回到山西，再回平遥，因不想高调被人认出，曾特地戴了副墨镜。在城墙下，几名三轮车夫觉得此人眼熟，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胡书记？”胡富国不得已摘掉墨镜。结果被周围几百名群众“包围”了，外围还有人喊话，“胡书记，常回家看看！”
听说胡富国要上城墙，车夫不由分说，将三轮车抬上去，几百名群众都簇拥着胡富国上了城墙。
一辈子清廉的胡富国没有想到会“摔”在长子身上。2018年6月12日晚，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胡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父子两人，一人被群众举过头顶，一人被万众踩在脚下。
这一次，或许与2013年离开大同不同，耿彦波并不希望这样的热闹，不会满足大家。他可能在那一天，在大家熟睡中，在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也选择悄然离开太原，空留许多想挽留他的普通百姓回忆。
而后，一切关于他的争论在退休之后都将失去意义，他的荣辱、争议、功绩将伴随着一纸决定，流淌进历史洪流，裹挟、翻滚、冲刷，最终被遗忘。
唯有再回时的热情，才是最真实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