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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引力波之六
在中国版图上，有条神秘的史前人类遗址文化带——
西起甘肃临洮，东到辽宁营口，呈S型穿越“两河五盆一线穿”的山西全境，跨越甘、陕、豫、晋、冀、京、蒙、辽七省一市，全长2700公里。
在夏朝以前4100年-200万年间，这条史前人类遗址带上密集出现了著名的古人类部落——甘肃马家窑人、大地湾人、伏羲故里；陕西半坡人、姜寨遗址、大荔人、蓝田猿人；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庙底沟人；山西匼河人、西侯度人、西阴人、丁村人、陶寺遗址、杏花村遗址、峙峪人、许家窑人；河北泥河湾人；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内蒙古兴隆洼遗址；辽宁牛河梁人、金牛山人等等。
这些史前人类遗址，大名鼎鼎、惊天问世，大多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绝大数是“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史前人类遗址带不仅破解了华夏起源，还破解了人类起源这一世界性谜题。
200万年来，人类最终成为“地球之主”有四大特异功能：
一直立行走；第二制造使用工具；第三产生语言；第四大脑发达。这四大特征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迄今为止，人类最厉害的工具是火。
用火，是人类进化的一场深层革命。从此，人类由茹毛饮血，到农耕时代，到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一步一步走向了文明金字塔。
山西芮城有一个叫风陵渡的小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突然折成九十度大弯向东奔去，著名的风陵古渡口就在大拐弯上。
1961-1962年，风陵渡镇意外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比云南的“元谋人”还早10万年，一下子震惊了世界。
考古专家在西侯度发现了焚烧过的鹿角化石以及三块疑似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块和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已经灭绝了的动物化石。
随后，西侯度村被学界认为“人类用火的起源地”，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现的烧骨所处时期均在西侯度之后。
2019年3月28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圣火采集仪式”在西侯度举行。
“人类用火起源地”的发现，让山西这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最先迈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并最终成为了工匠精神的源头和创领地。
西侯度向东130公里是山西夏县，中国首个王朝——夏朝在此建都。夏县有个西阴村，人类用火智慧的实验场在这里诞生。
1926年，中国地质考古学先驱——李济和袁复礼，在夏县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西阴遗址，誉为“国人独立考古首铲”。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上的一座标志碑。西阴遗址最大收获有两个：
一是彩陶。陶器上的花纹与别处不同，命名“西阴纹”。西阴彩陶（后命名“西阴文化”）的发现，因鲜明的花纹华彩，动摇了百年以来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根基。
二是蚕茧。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后来证明，中国的“先蚕鼻祖”嫘祖，就生活在西阴，世界“丝绸之路”和“丝绸大国”的原点在西阴，打破了之前“丝绸之路起点在长安”的说法。
人类用火的起源地、6000年前的彩陶、西阴纹、养蚕术……这无疑用考古实证宣告了中国工匠精神的源头在山西。
然而，山西的神秘和博大总在想象之外。
在中华史前遗址文化带上，一个如雷贯耳、蜚声中外的名字——陶寺遗址出现了，最终把山西推上了中华史前文明的神坛和圣地。
自1978年发现以来，陶寺遗址以“八最”著称于世：
一、史前中国最大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是当之无愧的史前城市巨无霸，证明了4300年前的尧都诞生于此；
二、世界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三、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
四、世界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五、中国最早的龙图腾；
六、中国最古老的组合乐器；
七、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
八、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目前，陶寺遗址不仅是史前匠贤精神的集大成之地，经专家学者论证，还是最早“中国”的源头。
遥望山西，扶今怀古，让人叹为观止，浮想联翩。
山西开创的史前之谜还有什么呢？
从陶寺遗址沿汾河北上210公里，有一个古村落叫杏花村。
1982年7月，中国考古学泰斗、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带队，历时5年考察发掘，在杏花村发掘出了距今6000年前的小口尖底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著名酿酒专家包启安等一批专家鉴定后推断认为：这个高33厘米的小口尖底瓮是一种特殊的礼器，用来装祭祀的香酒。后来，专家们在瓮内的炭化谷物中，检测出了酒精的因子，这为“酒都杏花村”的悠久历史找到了实证。
小口尖底瓮因与甲骨文的‘酉’字象形，后被考古界命名为“酉瓶”，引申为“酒瓶”。
人类的首缕酒香诞生了，这比陶寺“尧都”早了1700年。
非常有意思的是，杏花村正好位于中华史前遗址文化带的中心点上。南连陕、晋、豫接壤的华夏探源金三角，北接京、冀、晋接壤的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
如果说，山西因为处于中华史前遗址文化带的中间，吸南纳北，辐西射东，诞生了世上最多的圣匠传说——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仓颉造字、伏羲氏兴修土木、神农氏尝草试药、炎帝制陶、黄帝制衣、尧授民时、舜帝淘井耕田、大禹治水等等。
正是这些史前匠贤基因的传承和滋养，自商代以来，山西的工匠精神不断引领风骚——罕见的商代青铜酒器艺术、丰富的汉代画像、精巧的南北朝石窟、高超的唐宋木塔……以及享誉世界的山西面、山西酒、山西醋等等。
我们可以断定，在如此浓厚的工匠氛围之下，杏花村汾酒既受到了史前圣匠先贤的精神影响，其酒古香古色；更受到了夏商之后能工巧匠的熏陶传教，其酒清正高雅。
最终，杏花村造就了今天“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的特殊地位。
事实上，以匠和贤为术业基石和历史坐标，是汾酒千年坚守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技艺传统和精神信仰，乃至后来，形成了轰动全行业的“十必秘诀”，首条就是“人得必其精”，而这一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推崇备至。
2015年9月，汾酒揭幕了在行业产生很大影响的“汾酒十贤”，以“匠人精神”为主体，开启了一个匠贤新时代。这“十贤”是：
奠定汾酒“御酒”地位的北齐武成帝高湛，谓之“汾酒名匠”。
奠定杏花村“诗酒首村”的唐朝诗人杜牧，谓之“汾酒诗匠”。
改良竹叶青秘方的明末医学家傅山，谓之“汾酒医匠”。
反映杏花村酿酒历史盛况的清朝诗人曹树谷，谓之“汾酒史匠”。
为汾酒前身呕心66年的老掌柜杨得龄，谓之“汾酒营匠”。
总结汾酒“七必秘诀”的微生物学家方心芳，谓之“汾酒艺匠”。
主持“汾酒试点”的酒界泰斗秦含章，谓之“汾酒科匠”。
推动汾酒获“六连冠”的好领导常贵明，谓之“汾酒大匠”。
向周总理点将搞“汾酒试点”的厂长秦斌，谓之“汾酒师匠”。
开创“三高四准两过硬”操作法的赵迎路，谓之“汾酒创匠”。
毋庸置疑，“汾酒十贤”曾经开创的巨大成就，让杏花村成为了中国酒界长时间以来学习观摩、高山仰止的匠贤圣地。
那么，这些了不起的汾酒匠法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开创、引领、影响中国治酒进程的呢？（摘自：智度名酒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