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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种子酒业的前身是阜阳县酒厂，于1949年7月成立，由当时经营多年的“蕴泰酒坊”等十多家私人酿酒坊合并成立。提及蕴泰酒坊，不得不提他的创办人——霍蕴年，作为当时知名的商人，其在商海打拼多年，有力推动了阜阳当地的商业繁荣和酒业发展。
民国十一年（1922年），山西商人、阜阳最大的钱庄——“宝兴隆”钱庄经理霍蕴年出资1000元银洋，在阜城北大街原关帝庙租用山（西）陕（西）同乡会的一块地皮，创办了“蕴泰”商号，主要经营白酒、酱菜。民国十八年（1929年），宝兴隆钱庄歇业，霍蕴年回到自办的“蕴泰”商号当经理，专营“蕴泰”酒坊和酱园两大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所产“双狮牌”系列白酒远销皖、豫、苏、鲁、京、沪等地区，完成了蕴泰资本的原始积累。
进入全面抗战以后，鲁、苏两省相继沦陷，位于黄泛区西侧的阜阳地区形成相对偏安的局面，但因日军的经济封锁，阜阳民众所需生活物资奇缺。为满足阜阳民众生活需求，霍蕴年选派精干庄客（业务员）到上海、天津、蚌埠等城市坐庄，用“蕴泰”商号生产的白酒、酱菜换回阜阳急需的火柴、食盐、糖、药品等，其中采购的药品，大部分送给了前线抗日将士。
据蕴泰商号的庄客调查反馈，沦陷区原有的酒坊大多停业或毁于战火，致使敌占区白酒奇缺。霍蕴年抓住这一商机，派时任蕴泰酒坊掌柜、山西阳城县润城镇北楼底村人李静三，到阜阳城西30公里的龙王堂购买土地，开办蕴泰号“北留酒厂”（以霍蕴年家乡北留镇命名），民间俗称为“蕴泰酒坊”、“蕴泰酒厂”。
北留酒厂占地10亩，招聘近百名工人，实行经理负责制，分设生产、经营、销售诸部门，专人分工负责，使北留酒厂变成阜阳规模最大、管理水平最先进、具有现代企业雏形的著名酒企。酒厂经理最初由霍玉堂担任，王建侯负责上海、南京方面的销售工作，霍祥普负责生产管理。北留酒厂生产的白酒销往敌占区，再从敌占区购买大量的煤油、火柴、糖、食盐、药品等奇缺物资运回阜阳，薄利出售，满足阜阳社会民众生活之需。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四十年代，正值全民族抗战最为艰难的岁月，“蕴泰”商号北留酒厂的“双狮牌”名酒（老白干、红玫瑰、白玫瑰、竹叶青、五加皮等）畅销蚌埠、南京、上海、天津等广大沦陷区，不仅销售业务空前拓展，还从敌占区为阜阳换回了大量的紧缺物资，为稳定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安定、改善民众生活、传承发展阜阳酒文化、支持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霍蕴年在发展北留酒厂的同时，又将“蕴泰”号的酒业扩展到周边邻县，当时阜阳周边各县都设有蕴泰商号的经营店铺。霍蕴年还在临泉的新庙湾开办了一家酒厂，生产高粱大曲酒，酒香味厚，享誉阜临两县。到抗战胜利前夕，霍蕴年蕴泰酒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阜阳城为核心、覆盖原颍州府下辖的7个县、向外扩展至苏、鲁、豫、皖、沪、京数省区的庞大销售网络，“蕴泰”号亦成为阜阳城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号。
由于在阜阳商界具有特殊贡献和重要影响力，步入老年的霍蕴年兼任山西同乡会会长、山西同业公会会长、阜阳商业联合会理事、阜阳商会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成为阜阳商界举足轻重的领军级人物。国民党阜阳县县政府每任县长到任，都要登门拜访以示敬重。
1948年7月，阜阳解放，霍蕴年衷心拥护红色政权，积极恢复生产。1949年新成立的中共阜阳县委员会当时没有办公地点，霍蕴年主动让县委会搬驻“蕴泰”商号的蕴泰酿酒作坊办公。1950年之后中共阜阳县委员会机关才陆续搬出蕴泰商号办公区。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霍蕴年主动将龙王堂“蕴泰”北留酒厂捐献给阜阳县政府，作为阜阳县筹建酒厂的基础。当时，阜阳县税务局将大升酒坊等10余家酿酒作坊并入蕴泰酒坊，并重组蕴泰酒坊、北留酒厂的资产，在龙王堂成立阜阳县酒厂,成为当下金种子酒业的前身。至此，阜城“大升酒坊”、“蕴泰酒坊”这两个老字号得以传承至今，重焕生机。
1954年，阜城“大升酱园”、“蕴泰酱园”被并入公私合营的阜阳酱园厂（1958年迁址泉河北岸，更名为“阜阳酿造厂”，1997年停产倒闭），霍蕴年主动将蕴泰酱园等全部产业充公，为阜阳的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作了表率。1956年，霍蕴年离开阜阳，返回阳城北留故里养老，1973年病逝。
作为蕴泰酒坊的掌门人，霍蕴年凭借独到的商业手段和坚韧的拼搏精神，为阜阳商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如今在阜阳县酒厂基础成长起来的金种子酒业，依旧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让阜阳酒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